老话说，年关难过年年过。虽然没有债主讨债，过年对我来说却也是道坎，或者说是一块心病。

这个病，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。

从小，我就是个怪小孩。那年爷爷从老家山东来东北看我们，我就撒泼耍赖地缠着爷爷，让他带我走。据说，我跟着爷爷进站上车的时候，连头也没有回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这样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，那是我第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，是一条不归路。

从那以后，我跟着爷爷奶奶，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小村庄生活。那里有我关于过年的最早的记忆。

记忆是不连续的，准确性也很可疑。

我记得，贴春联的时候，要先把旧的从门上清理干净。那玩意儿已经贴了一年，虽然早已褪色，却不肯轻易下岗。即使用抹布蘸湿了，还是顽固的很。寒冬腊月里，这并不是一项愉快的工作。

我记得，一大家人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坟。这也是每年的惯例。虽然我现在也说不出到底是给哪些人上坟。只记得路上要经过一片桃树林，要折一些树枝带去墓地。那片墓地，每年都去。但至今我也说不出他在哪里。这是因为，只要有别人一起走，我就不太认路。

跟平时相比，变化最大的是堂屋。一进屋就是高大的供桌，墙上挂着巨大的财神像，需要仰望。配合着蜡烛的火光和线香的气味，感觉很是庄严。供桌前摆了垫子，那是给磕头的人准备的。

年夜饭是男人们准备的，女人在这一天不用动手。

磕头拜年，是我最痛苦的事。因为一边磕头，还要一边大声说：“给某某磕头。”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，我却说不出口。

吃过年夜饭，就要到村里其他人家拜年。同样要磕头，叫人，说过年好。

我就不爱叫人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常常想自己当初为什么会那个样子。

也许，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在自己心里筑了一道墙，不准备让人随随便便踏入了。而叫人这个行为，就是一张通行证。所以，去了山东那些年，爸爸妈妈有时去看我们，我都不肯叫他们。那些根本不熟的亲戚就不用说了。

现在提前这些，说明我仍然活在过去，是过去的奴隶。

但是磕头这件事，我依然不喜欢。我有时会想，如果将来我有孩子，我能开口要求他给他爷爷奶奶磕头吗？在老人的观念里，这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。